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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怎樣成了小說家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 ■演講人：莫言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演講人小傳：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于山東高密縣。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長篇小說十一部， 《透明的紅蘿卜》、 《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一百余部，并有劇作、散文多部。其中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多種語言，在國內外文壇上具有廣泛影響。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中國作家莫言獲獎，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 ■主持人語： 中國作家莫言折桂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中國籍作家。這一獎項被認為是國際文壇對莫言本人和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度認可。莫言獲獎后發布微博：“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本文根據莫言被香港公開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后的演講整理而成，旨在讓讀者更多地了解莫言的成長、寫作經歷，告訴世人一個真實的莫言。 我看到“莫言博士”這幾個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會變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從叔叔那里偷過一支博士牌鋼筆，還被父親痛罵一頓。“你還會用鋼筆？鉛筆都用不好。”誰知道過了四十年，博士這兩個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聯系到了一起。（全場笑） 幾個月前，得到香港公開大學要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親報告了。我說：“還記得當年您罵我嗎？我偷了我叔叔的鋼筆，您不是還笑話我嗎？”他說：“有這事嗎？”然后，他又問我：“博士大還是縣長大？”我說：“這個很難比較，差不多吧，相當于副縣長。”他就很高興地說：“這個干部已經做得很大了。”總之，公開大學授予我這個學位，讓我惶恐之至。其實感覺是浪得虛名，受之有愧。 一般來說，博士要精通三門以上的語言，要著作等身，學貫中西，我就是會寫兩篇小說而已。中文都說得不流利，英文呢，學了“廁所”這個單詞，現在也忘記了。所以我是沒有語言財富的，起碼我是沒有語言天分的，在學外語方面。 既然把榮譽博士學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以后會經常把這個頭銜在我的書上印出來。我也會把這一次接受學位時拍的照片，掛在我們家的墻壁上。讓我父親看看這個相當于副縣級的職位，兒子還是有點出息的。（全場笑） 一直到我20歲的時候，一年也只有兩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間鋪上一層棉花。 ■小時候的志向就是怎樣填飽肚子 剛才校長閣下說，莫言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作家。這對我絕對是一個夸獎，我從來沒有遠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而逐漸膨脹的。 小的時候，我的志向和小動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個世紀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國內地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那時候，吃飯、穿衣都非常成問題。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每天一睜眼想到的就是怎樣搞到一點東西吃，來填飽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無所謂了。對于農村孩子來說，在十歲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沒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們村莊去，會看見那些小孩都是光著屁股的。并不是我們喜歡裸體，而是確實沒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歲的時候，一年也只有兩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間鋪上一層棉花。 在這種狀況下說一個人有什么遠大志向，那絕對是夸張。人都是物質環境的產物，只有在吃得很飽、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適的情況下，才會產生這樣那樣的想法，才會有關于文學、關于藝術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個別的天才以外，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孩子，都沒有關于藝術和文學的聯想。當時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樣能吃上一頓飽飯，怎么樣能夠進入城市，怎么樣可以脫離農村。這種愿望實際上是那時候很多年輕人的最高理想。 鄰居告訴我，在濟南的時候，認識山東省一個有名的作家，這個作家特別腐敗。我問究竟腐敗到什么程度，他說這個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 ■作家夢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頓餃子 沒有遠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呢？這也跟我居住的村莊的鄰居有關系。 在我十多歲的時候，我的鄰居里有一個大學畢業生。1957年，中國有很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學生，他們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我這個大學生鄰居，在學校里被劃成了右派，當然現在叫錯劃成右派。 大學生跟我們一起勞動，他是中文系的，后來也做過中學語文教員，對文學比較了解。他經常在勞動的間隙，向我們灌輸一些有關文學的話題。 他說在濟南的時候，認識山東省一個有名的作家，這個作家特別腐敗。我問究竟腐敗到什么程度，他說這個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我們當時認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頓餃子。因為我們一年也吃不上一頓餃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時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頓餃子。而且那餃子還是兩種皮的，一種是黑皮黑面的，一種是白皮白面的。這個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我當時就問他：“叔叔，如果我將來能寫出一本小說來，可不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他說：“當然可以！”（全場笑）所以說，我最初關于文學、關于當作家的夢想就是從一天三頓吃餃子開始的。 那時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個時候的文學，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戲劇只有八個樣板戲，小說也就那么十幾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個。即使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被稱作紅色經典的小說，在“文革”期間也被禁止了。小說已經變成了政治的一種宣傳品。我們能讀到的，也就是當時流行的“三突出”。 那個時候讓我產生文學夢想，實行起來也非常困難，搞一支筆、幾張紙都不容易。但我還是在1973年的時候，拿起筆來想嘗試寫一篇小說。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 當時，我不知道人坐著氣球不可以飄過來。能夠坐著氣球飄過來的是臺灣的傳單。我們那個地方離青島比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東南風的時候，會有從臺灣飄來的氣球帶著宣傳品在我們的頭上降落。我們撿起來看，看到臺灣的樓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當時如果有誰藏了這些傳單不上交的話，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頭。但是通過這些飄過來的東西讓我們也知道，臺灣人生活得不像我們宣傳的那么差。當然在刮西北風的時候，我們的氣球也往臺灣飄，也把大陸最漂亮的東西給他們看。總而言之，我是在社會的經濟如此貧困、社會的政治環境如此壓抑的情況下出生長大的，所以說這個時候產生的文學夢想離真正的文學理解相距甚遠。 《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隋唐演義》這些書我是通過幫人家干活、用東西交換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書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學概念 我那時理解的小說，跟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小說是不一樣的。后來我把從村里借來的一些書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關于真正文學的概念。 村莊里總還是有那么十幾部書。比如我們村莊里就有《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隋唐演義》這些古典章回體小說。這些小說我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換來的，有時候是幫人家干活，有時是用別的東西交換。 把村里這十幾本書看完以后，我以為自己已經把天下所有的書都讀完了。當兵以后，我進了一個縣里的圖書館，才發現原來如此多的書我還沒有讀過。那還只是一個縣的圖書館，如果進了北京的一個大圖書館，更會覺得自己把一輩子時間都用來讀書，也是讀不完的。 我從小就是一個十分愿意說話的孩子，在農村被叫做“炮孩子”。因為我特別喜歡說真話，給家里帶來過很多麻煩。 ■用莫言這個筆名是要告誡自己少說話 當然，剛才校長閣下也說，我是一個敢于講實話的作家，這一點我確實是同意的。如果因為我說實話，授予我榮譽博士的話，我倒認為當之無愧。 因為我想我們生活的環境，實際上是在一種雙重話語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說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間，中國人都有兩套話語體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時候，對著社會講的，這都是假話、套話，都是豪言壯語，都是口號；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講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時候講的，或者是夫妻之間的對話。當然有時候到了十分極端的時候，夫妻之間也不敢說真話。因為剛剛說了真話，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兒子跟父親之間也不敢講真話了，搞不好父親剛講的真話馬上被兒子出賣了。 村里開批斗大會的時候，我的父親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詛咒的方式來進行革命。我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兒童，也深切地感覺到，大人們都是戴著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說真話，回家馬上就會受到懲罰。 我從小就是一個十分愿意說話的孩子，十分饒舌，在農村被叫做“炮孩子”。這個小孩說話特別無邊無垠，特別喜歡傳話，特別喜歡對著人說話。后來我寫了一部小說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個“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為我特別喜歡說話，也因為我特別喜歡說真話，給家里帶來過很多麻煩。我看過臺灣飄過來的傳單，當村里人說臺灣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我說：“他們的樓特別好看。”這話可不得了，他們馬上把我的父親叫到大隊的辦公室，跟我父親講，你兒子今天都講了什么了？當然我父親回去之后馬上就收拾我。 因為我喜歡說話，亂說話，確實讓我的父母非常惱怒。他們經常會對我說，“你為什么要說那么多話？難道別人還會把你當成啞巴賣掉嗎？如果再亂說，就找一根麻繩子把你的嘴巴縫起來。”后來我的姐姐也反對我，她說即使是用麻繩把他的嘴縫起來，從縫隙里也會漏出話來。 于是，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就使用了一個筆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事實證明，我一句話也沒有少說，特別是在一些莊嚴的場合說出實話來。 我認為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講假話的作家，不但對社會無益，對老百姓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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