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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的學者、作家在同濟大學及復旦大學的“文學與人文關懷”高校論壇上近乎一致地高呼： “我們的華語世界，已經到了瀕臨失落與拯救的邊緣！”這是危言聳聽嗎？我不能不說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在數年前，談到我國當代青年的文化狀況時，我曾經說過：“我們的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不多，而對外國文化的精華也知之甚少，他們所有的所謂‘流行文化’就像裁縫師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綠綠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卻只能拿來做拖把罷了。”語言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首先是文化的問題，一種語言的危機其實便意味著使用那種語言的文化的危機，而且也只有從文化上才能對這種危機求得一個合理的解釋。同時，文化的危機則取決于生活于此種文化中的青年一代的文化狀況與文化心態，因為他們既是舊文化的繼承者，又是新文化的創造者。俗云：人看其小，馬看蹄早。從青年一代的文化狀況預測此種文化在未來的發展前景，我想大致不會錯到哪去的。 漢語的式微與普通話的普及率應該說是沒有什么關系的，我國古代并沒有像今天似地推行普通話，然而一直到明中葉，華夏文明在全世界一直處于領先地位，難道能說我們引以為榮的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是因為普通話的推廣嗎？有人認為漢語的式微是由于英語的“入侵”，“以英語為主的文化霸權主義影響了其他語言文化的安全，擠壓了其他語言文化的空間”，這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我們看到，“另一方面，全球‘漢語熱’持續升溫，學習漢語的外國人達3000萬，100多個國家的2300余所大學開設漢語課程。”這樣看來，漢語不也是在入侵其他的語種嗎？這其中就有英語。但我們似乎并沒有聽到說其他的語種的人有諸如此類的抱怨，以為漢語影響了他們“語言文化的安全”。至于談到網絡語言向現實生活的滲透，似乎也不足以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引起漢語的危機；因為任何語言都有一種類似于水體的自我凈化的功能，能自動淘汰一些表現力不強或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詞語。何況，在中國，網絡的發展才只是近幾年的事，僅僅只是個開始。而在西方，他們的網絡技術比我們成熟，發展的時間也要久得多，到底網絡語言是否引起了他們母語的危機呢？當然，引起語言使用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如同每一個健康人對病菌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樣，每一種發展比較健康的文化對于這種語言的混亂也并不介懷。稍有生物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細菌分為致病菌、條件致病菌（正常情況下不致病，只有當機體抵抗力下降時才致病）與正常菌群三種，網絡語言對于我們的母語而言，至多不過是條件致病菌，如果網絡語言真的引起了漢語的危機，不過說明了我們的漢語對污染的抵抗能力的薄弱。魯迅先生在《墳·看鏡有感》里說：“無論從那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我們與病菌的關系是一種共生的關系，我們不可能徹底消滅病菌，卻可以和它們和平相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病菌增強了我們的抵抗能力，令我們的機體更具活力。 然而，網絡語言對我們的母語機體所造成的污染確實很值得我們的關注：“初中生王凡很自然地把一堆網上聊天中的常用語移植到周記和作文中：‘200’(公園)、‘GG’(哥哥)、‘GF’(女朋友)、‘PMP’(拍馬屁)、‘醬紫’(這樣子)、‘偶(我)’、‘KPM’(肯德基、披薩餅、麥當勞)……這些讓家長和老師一頭霧水的詞匯，對于王凡和他的同學來說，卻顯得‘活潑可愛，不死板’。”這所謂的“活潑可愛，不死板”，顯示的是青年一代的缺乏好壞的辨別力，但他們只是無辜的受害者，我們所要尋求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們的這種文化現狀。據有關資料統計，不下于60%的人上網只是為了聊天與娛樂，其中青少年幾乎占了一半。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文壇’不知從什么時期起開始變得熱鬧了。‘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美女作家’、‘美男作家’、‘青春偶像作家’、‘行走文學’、‘妓女作家’、‘胸口寫作’、‘零度寫作’、‘新概念寫作’、‘木子美現象’、郭敬明的剽竊、余秋雨的作秀，各種花樣和噱頭層出不窮。”“我們的文學雜志紛紛停刊，即使不停刊，也早已‘變臉’。各大報紙的文藝副刊逐漸被娛樂新聞所替代。出版社忙著出一些內容曖昧、格調低下、會產生嚴重社會負面效應的‘作品’。網站上汽車、財經、軍事、娛樂什么都有，就是沒有文學。” 國家出錢養著一大批所謂的作家，他們提供給我們的卻是鋪天蓋地而來的堆成山似的文字垃圾，而很多有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的無名作者的作品卻找不到發表的園地。即使在所謂“學術界”，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量存在的剽竊與抄襲，學術雜志的“名人俱樂部”現象與唯利是圖的現象（只要你出錢買版面不管文章好壞都給你發），伴隨學者的刻意求新而來的求真與求實的精神的衰微等等等等。在討論以上這些問題時，很少人提及這以外的其它社會問題，諸如貪污**、奢侈浪費、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農村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的黑惡化等等。這一切并非沒有聯系的，而是緊密相關，共榮共存的關系，它昭示的是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文化在某個方面出了大的毛病或者已經運轉不靈，需要猛藥重劑以挽救其性命了。 有人認為：“漢語勢弱，英語勢強，從很大程度上講，是我國現有的教育體制造成的。在我國，一般大學生讀書時間是16－17年，而其中，有8年的時間用來學習英語，語文也不過是12年（非漢語言專業）。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高校仍將英語四級考試與學位掛鉤，英語不過關，就無法拿到相應學位甚至無法畢業（只有少數高校開始嘗試廢除這一規定）。而稍微了解一點考研情況的人都知道，在這條道路上，英語實在是一道最主要的路障。” 專家這樣總結語文教學中的問題：“肢解”語文，考太多、太零碎的局部知識，過分強調標準答案，不重視綜合性;語法教學讓人厭倦，過于理性、專業，耗時多而收效小，有的學生還可能被敗壞了學習語文的“胃口”;語文閱讀脫離語言環境，對文章內容進行漫無目標的討論，曲解文本內容，傷害了學生閱讀的積極性。”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王德峰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中小學語文教學應擺脫“工具化”傾向，把人文精神的培育作為根本使命，讓學生對人生和世界形成一種審美關照，喚醒青少年的心靈，維護民族的語言，也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 以上種種將漢語的式微歸諸教育體制與語文教學中的問題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不能不說這只是皮相之見。可曾有人質問過為什么會產生這種不合理的教育體制？為什么在語文教學中會存在這么多的問題？既然認為漢語的式微是由于教育體制與語文教學中的問題，那么只要改變這種教育體制與語文教學方式應該就能挽救“漢語大廈”于將傾，難道不是嗎？問題恐怕并沒有這么簡單，明眼人可以看出即便這種教育體制與語文教學方式得到了改善，漢語的式微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漢語的式微其實意味的是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衰微，自信心和自覺意識的衰微，文化創造力的衰微；一言以蔽之曰：“文化失語癥”，即我們已失去了用漢語建構一個民族的“大我”的能力。這種“文化失語癥”背后隱藏的卻是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即奴隸根性，其表現為懶惰、無責任感、自欺且欺人、盲目自大又自輕自賤。這種劣根性滲透了我們漢語文化的一切方面，以至于我們已經對之習焉不察，麻木不仁了——不自覺地受著它的影響，不知不覺地成了它的奴隸。就拿這次國人對漢語的“外熱內冷”現象的討論來說罷，在談到“外熱”的現象時，未必不帶著一種沾沾自喜的心理，并且找出漢語的種種好處來，不免忍不住大大地贊美了一番，真個是“不亦快哉”也么哥。甚至有人以“神奇的漢語，愚笨的英語”為題將英語的“愚笨”大大地調侃了一番，真是大快受“英語為主的文化霸權主義”壓抑的國人之心，然而不幸得很，受到 “愚笨的英語”“擠壓”的卻是漢語。木皮道人鼓子詞曰：“幾年家軟刀子殺人不見血”。這種心態與論調實在不見得比阿Q的口頭禪“兒子打老子”或“老子以前比你還闊”來得高明，不過，話說回來，死在這種軟刀子下確實很“爽”，很甜蜜，誰要愿意這樣死去就自己去死吧，沒人攔著你，只要不把別人也拉進去就是。另一種殺人的軟刀子卻披了科學的外衣，曰：適者生存，物競天擇，漢語遲早要被英語取代。既然如此，我們且躺在“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八字真言上做著春秋大夢，等待著英語來取代漢語好了，恐怕到時候被英語取代的不僅僅只是漢語，因為這個世界似乎已經并沒有這種自輕自賤的懶人的容身之地——這也是一種“適者生存，物競天擇”。 國人的奴隸根性是在幾千年的封建極權主義下逐漸形成的，要改變自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因為有些人正是利用著國人的奴隸根性維護著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謀取一己之私利，而大部分人則正做著千年的迷夢，不知今夕何夕。直到現在，我們的兒童從小受的就是奴化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現在，最讓人惡心的不是官僚的講話，而是孩子的作文。孩子們從剛剛識字起，就開始學習在日記和作文中編造謊言，以求獲得老師的獎賞與青睞。在孩子們的筆下，他們都是祖國未來的花朵，都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雷鋒叔叔。他們沒有童心，沒有童趣，過早地被**世界俘虜。可憐的孩子，在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成為撒旦向上帝討價還價時候的人質。”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我們能期望他們長大了為自己爭取做“人”的權利嗎？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你能要求他們獨立思考問題，對他們要求創造力嗎？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一切都由**社會給他們安排好了，他們根本沒有思想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因為當這種自由處于萌芽階段時，就會被這個畸形與**的社會扼殺掉。“對母語的污染是從孩子開始的，就如同對一條大河的污染是從源頭開始的。當孩子們都在比大人還嫻熟地說假話的時候，這種文明也就只剩下一副沒有任何有機成分的空殼了。”當我們利用這種奴化教育以謀取權力與金錢時，我們犧牲的正是我們的兒孫的未來。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只能成長為一群等待別人來宰割的“肉鴿”，即便給他們寶貴的自由，恐怕他們也未必能適應，正如詩人宕子在其詩作《肉鴿》所描繪的： “肉鴿，等待出售” 馬路旁一棵積滿塵灰的樟樹上 掛著塊蹩腳的招牌 搜羅過往匆匆的目光 一對對光滑而美麗的翅膀 已忘記了飛翔 天空被囚禁在鐵的柵欄里 漂亮的頭不時地啄著籠中的玉米 野性的風吹過 移來一片云影 渡過肉鴿們的頭頂 懶懶地拍拍翅膀，它們又合上了眼睛 同時，宕子在其寓言體小說《腦神經內科》里針對國人的奴隸根性開出了一劑藥方：“奴性是一種遺傳病，由某種未知的遺傳基困控制。凡具奴性之基因者，則頭腦混沌，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久之便成腦癱。據我的研究，人體的血液中還有一種名叫“自省”的基因，是奴性的天敵，而我們的自省基因則處于睡眠狀態，尚未被激活，所以腦癱病人比起他國來尤其要來得多。”自省不但意味著自我反省與自我解剖，同時意味著自我犧牲，“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自己爭取做“人”權利，或者放棄因奴役他人而得的利益，自我覺醒，同時覺醒他人，“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這樣，我們的母語與我們的文化庶幾有著得救的一日。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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